陶朱公传人猗顿是何人

陶朱公传人猗顿是何人

贾谊《过秦论上》（原文 翻译）中有句云：“陈涉，……才能不及中人，非有仲尼、墨翟之贤，陶朱、猗顿之富。”所举四人，有三人都是非常熟的，惟独猗顿是何人呢？

《孔丛子陈士义》篇，“猗顿，鲁之穷士也，耕则常饥，桑则常寒，闻陶朱公富，往而问术焉，朱公告之，曰子欲速富，当畜五牸，於是乃适西河，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，十年之间，其滋息不可计，赀拟王公，驰名天下，以兴富於猗氏，故曰猗顿。”这里给出了猗顿的一些基本信息。他是鲁国人，与范蠡同时或稍后，为春秋末期人。他原来是个农民，因无法维持日常生活，向陶朱公问计，投身畜牧业，终至大富。

但这种说法未得到司马迁的认同，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有另外的记载：“猗顿用盬盐起。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，与王者埒富。”在司马迁的材料中猗顿是靠盐业，而非牲畜发家的。不过，距离猗氏的解州就有盐池，是古代有名的盐产地，司马迁此说倒也非虚。

猗顿的职业疑云仍在蔓延，《淮南子氾论训》中又给了猗顿一种新职业的可能。“故剑工惑剑之似莫邪者，唯欧冶能名其种；玉工眩玉之似碧卢者，唯猗顿不失其情；暗主乱于奸臣、小人之疑君子者，唯圣人能见微以知明。”

萧绎的《金楼子》卷四中也有类似记载，“碧庐似玉，猗顿别之；白骨似牙，离娄别之。”如同欧冶是铸剑的高手一样，猗顿仿佛也是玉制品的著名匠人。但单纯的匠人依靠手艺作到富可敌国的可能性不是很大，此猗顿也许非彼猗顿。——当然还有一种解释，玉器也可能是猗顿的爱好，并达到精通的程度。毕竟他只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富商，没有涉足政界，有的是时间和闲心。

猗顿除了勤劳致富外还有一个美德——孝，见于扬雄《法言·学行》篇，“或曰：‘猗顿之富以为孝，不亦至乎？颜其馁矣。’”

不过这条记录很容易引起误会，因为《艺文类聚》卷八十八引《广州先贤传》也有一条类似的记载：“猗顿至孝，母丧，猗独立坟，历年乃成，居丧逾制，种松柏成行。”

按，《水经注》卷六，“涑水又西，迳猗氏县故城北。《春秋·文公七年》，晋败秦于令狐，至于刳首，先蔑奔秦，士会从之。阚骃曰：令狐即猗氏也。刳首在西三十里。县南对泽，即猗顿之故居也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卷一百六十三引《郡国志》曰：“猗氏县，猗顿所居之地。猗顿，鲁穷士也，问术於陶朱公，公教之蓄五牸，遂富。汉因之名县。”猗顿的家乡为今山东的鲁国，主要活动地为猗氏县，即今山西临猗县猗氏镇。这些地方都没有曾被称作“广州”过，他的事迹怎么会出现在《广州先贤传》呢？

再查历代对《广州先贤传》的记录，仅在新、旧《唐书》里有。《旧唐书》（卷四六）云七卷，作者陆胤。《书》（卷五八）云作者刘芳，也是七卷。陆胤在《三国志》卷六一有传，（正始九年戊辰，公元二四八年）“吴交趾、九真夷贼攻没城邑，交部骚动。吴主以衡阳督军都尉陆胤为交州刺史、安南校尉。胤入境，喻以恩信，降者五万馀家，州境复清。”《晋书·地理志下》“吴黄武五年（公元二二七年），割南海、苍梧、郁林三郡立广州，交趾、日南、九真、合浦四郡为交州。”陆胤是吴国人，且在广州附近做过地方官，留心地方掌故，写了本地方志完全有可能，但他绝不可能会记录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、山西人的事迹。（更何况这些地方还是属于敌国——曹魏的管辖下）

刘芳为北魏徐州人，《魏书》卷五十五有传。他也是生活在南北分裂的时代，作为北方国家的臣民，没有到南方城市的机会。不过北魏治下也有一个广州，治所在鲁阳，即今河南的平顶山市鲁山县。魏高祖征伐宛邓时，刘芳曾以辅国将军从征，也许对此地有一定的了解，留下这部著作。

这两本书早已遗失，仅在某些类书中还残留些断章残篇。阅读之后觉得记录的还都是南方地区如苍梧、交趾、增城、南海、番禺等地的人物，即陆胤的《广州先贤传》。刘芳的看来是没有孑遗了。

阅读中又发现两条类似的记载。

《太平御览》卷921引《广州先贤传》曰：“顿琦，字孝异，苍梧人，至孝。母丧，琦独身立坟，历年乃成。居丧逾制，感物通灵。白鸠栖息庐侧，见人辄去，见琦而留。”

《太平御览》卷953引《广州先贤传》曰：“顾琦至孝。母丧，琦独立坟，历年乃就。居丧逾制，种松柏成行。”

两条记载应该是同一个人，“顿”字应该是“顾”字的讹误。在后人的传抄中不知怎么回事，又与前秦的那个富翁混淆一起了。

另外，古籍中记人时，第一次出现时要写全部的姓名，以后的行文中只写名就可以了，但没有只写姓的。因此《艺文类聚》引用的片段中，第一次出现了猗顿的全名，第二次仅出现了姓氏，完全不符古文的写作习惯，也从侧面证明引用有错误。

关于猗顿的其他记录暂时没有了。

如同黔娄作了穷人的统称，后世诗文中也将猗顿作了富人的代名词。唐章孝标《上浙东元相》诗，

“婺女星边喜气频，越王台上坐诗人。

雪晴山水勾留客，风暖旌旗计会春。

黎庶已同猗顿富，烟花却为相公贫。

何言禹迹无人继，万顷湖田又斩新。”

陆龟蒙《读襄阳耆旧传，因作诗五百言寄皮袭美》，“乃于文学中，十倍猗顿富。”清严允肇《哀淮人》，“财赋一以空，猗顿皆黔娄。”郁植《悲歌》，“啧啧猗顿独何人，却笑黔娄徒自苦。”

陶顿的意思是什么

在春秋末年，有一位著名的巨富，被称为陶朱公，他的真名是范蠡。 他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，也是一位政治家和战略家，他的智慧和胆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 范蠡的另一位著名同乡是猗顿，两人因为各自的财富和智慧而被并称为陶朱公和猗顿。 猗顿出身贫寒，但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，最终成为了一位富可敌国的大商人。 他与范蠡一样，都是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中脱颖而出的杰出人物。 明末清初的剧作家陈与郊在其著作《袁氏义犬》第五出中提到，“国势倾，皋夔难济；家缘坠，陶顿难回。 ”这句话形象地描绘了在国家危难之际，即使是皋陶和夔这样贤能的大臣也无法挽救局面，而在个人家庭遭遇不幸时，陶朱公和猗顿的财富与智慧也无法挽回败局。 这里的“陶顿”实际上指的是范蠡和猗顿，他们虽然富甲一方，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，也无能为力。 陶朱公和猗顿的故事不仅反映了古代中国商人的智慧和勇气，也展示了他们在那个时代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。 他们的故事激励着后人追求财富的同时，也不忘保持内心的谦逊和对社会的责任感。 在历史的长河中，陶朱公和猗顿的名字与他们的智慧和财富一起被铭记，成为后世追寻商业成功和人生智慧的典范。

陶猗的意思是什么

在古代，陶朱公（范蠡）与猗顿并称为富商代表，他们的成功不仅在于商业智慧，更在于对财富的管理和运用。 陶朱公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商人，他善于理财，通过多种商业活动积累了大量财富，被誉为“陶朱公”。 而猗顿则以采矿业起家，后来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富豪。 后世将陶朱公与猗顿并称，泛指那些拥有巨额财富的人。 这种称谓不仅体现了他们个人的经济成就，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财富的崇拜和追求。 在中国古代，财富被视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，拥有大量财富的人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。 晋代的葛洪在其著作《抱朴子·擢才》中提到，拥有珍贵之物和巨大力量的人，非陶朱公与猗顿之流不能取得。 这里的“结绿”和“玄黎”象征珍贵之物，“千钧”代表巨大力量，“贲获”则是勇猛有力之人。 这表明陶朱公与猗顿不仅在财富方面达到巅峰，还具备非凡的能力。 明代方孝孺在其《寿善堂记》中进一步阐述了财富与寿命之间的关系，他认为人的寿命由天注定，即便有陶朱公和赵孟这样的财富与地位，也无法延长寿命。 这说明财富并不能改变自然规律。 清代杨绳武在《六朝论》中指出，即使是那些低级品相和细小材质，即使有陶朱公那样的财富，也不敢妄图跻身于当时的名流之中。 这表明财富虽然重要，但个人品格和才能同样不可或缺。

猗顿的人物简介

猗顿，山西省临猗县人。 战国时大工商业者。 原是春秋时代的鲁国的贫寒书生。 他在生计艰难时，听到范蠡弃官经商很快致富的消息，于是，“往而问术”。 范蠡告诉他：“子欲速富，当畜五(母畜)。 猗顿千里迢迢来到西河(今晋南一带)，定居于猗氏王寮，大畜牛羊，后又兼营盐业，十年之间，成为与陶公齐名的巨富。 《史记集解》引《孔丛子》说：猗顿原籍鲁国，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年轻人，“耕则常饥，桑则常寒”，饥寒交迫，艰难地生活着。 正当他为生活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听说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在助越灭吴，辅成霸业后，便弃官经商，将另一谋臣的富国之策用之于家，遂辗转至当时“天下之中”是定陶(今山东定陶)，“治产积居，与时逐”，19年间获金巨万，遂成大富，因号陶朱公。 猗顿羡慕不已，试着前去请教。 陶朱公十分同情他，便授与秘方：“子欲速富，当畜五牸。 ”牸即母牛，泛指雌性牲畜。 陶朱公是根据猗顿当时十分贫寒，没有资本，无法经营其他行业，便让他先畜养少数牛羊，浙渐繁衍壮大，日久遂可致富。 这对于猗顿来说，确是一个切合实际的致富办法。 于是，猗顿按照陶朱公的指示，迁徙西河(今山西西南部地区)，在猗氏(今山西临猗境)南部畜牧牛羊。 当时，这一带土壤潮湿，草原广阔，尤其是猗氏县南 20里处的对泽，为一片面铲很大的低洼地区，水草丰美，景色宜人，是畜牧的理想场所。 猗顿最初就在这里放牧<史载该地明清时尚存有猗顿宅和猗顿墓)。 由于猗顿辛勤经营，畜牧规模日渐扩大， “十年之间，其息不可计，赀拟王公，驰名天下。 ”因起家于猗氏，遂号猗顿。 致富后的猗顿为了表达对陶朱公的感恩之情，在今临猗县王寮村修建了陶朱公庙。 猗顿能以畜牧而富拟王公，其畜牧规模之大可以想见，他为当时晋南一带畜牧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 同时，他以牛羊而致富的过程，也为他积累了一定的商业经验。 在经营畜牧的同时，猗顿已注意到位于猗氏之南的河东池盐，他在贩卖牛羊时，顺便用牲畜驮运一些池盐，连同牲畜一起卖掉。 在此过程中，认识到贩运池盐是一条获利更大的致富途径。 于是，他在靠畜牧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后，便着意开发河东池盐，从事池盐生产和贸易，成为—个手工业者兼商人。 战国时代山林川泽之利的开发，虽然为官府控制，但官府不直接经营，而是用抽别十分之三的税的办法让“民”去经营，但这种“民”决不是一般的手工业者，而是一种有钱有势的豪民。 因为这种开发需要大量的投资，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，正如《盐铁论·禁耕》所说： “非豪民不能通其利”。 猗顿即属于豪民，因此才有力量去开发河东池盐，而直接生产者当是依附于他的贫民、雇工等。 雍正《敕修河东盐法志》卷一说：河东池盐为“池水浇晒之盐，可直(接)食用。 不须涑治，自成颗粒。 ”即将池水挠在地上，凤吹日晒后即可成为颗粒状食盐，不需要煮炼。 因此，《左传·成公六年》中称其为“国之宝”。 正因为河东池盐为天然之美丽，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财源，猗顿便不断扩大池盐的生产与销售规模，使他成为当时我国著名的大富豪。 据说，猗顿为了更加有效地经营池盐，加快贩运速度，还试行改变驴驮车运的落后的运输方式，欲以舟运，开凿了山西地区第一条人工运河。 据乾隆《临晋县志》卷六记载，这条运河从河东盐池起，通于五姓湖，又从五姓湖至蒲坂(今山西永济市)之孟明桥入黄河，遥遥百里左右(这基本是后魏时永丰渠的路线)。 只是因黄河泥沙淤塞渠口，未能使用。 关于猗顿开凿运河，目前尚未得到原始资料的佐证，我们只好存疑，这里仅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其可能性，从客观需要方面讲，开凿这条运河，不仅是运输池盐的需要，也是保护池盐的需要，因为河东池盐最忌客水(外来之水)浸入，破坏池盐生产。 运渠可以引走客水，保护盐池。 此后永丰渠的开凿也是出于这个目的。 从地形上看，这—线地势平坦，无山石阻隔，工程难度不大。 从生产力水平考虑，当时铁制工具已广泛使用，大大增强了人们开发水利的能力，春秋时吴国开凿的邗沟、战国初期魏国邱地开凿的12条引漳水渠、魏惠王时开凿的鸿沟等足以证明猗顿时已有能力开凿那条运河。 从财力上讲，猗顿当时己成巨富，有力量兴修运渠。 当然，历史事实需要充分的资料说明，这个问题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讨。 《尸子·治天下篇》说：“智之道，莫如因贤。 譬之相马而借伯乐也，相玉而借猗顿也，亦必不过矣。 ”《淮南子·氾论训》也说：“玉工眩玉之似碧卢(一种美玉)者，唯猗顿不失其情。 ”猗顿对珠宝有着相当高的鉴赏能力，以致可以与伯乐相马相提并沦。 由此可以推测，猗顿在经营池盐的同时，可能还兼以贩卖珠宝，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。

上一篇：被真爱感动的句子

下一篇：风挡玻璃裂了能修复吗？挡风玻璃裂痕修复多少